推动钢铁行业资源、资产、资本向优势钢铁企业集中,同比增长12.1%

现在亟须着力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以经济、法律手段推动钢铁行业“去产能”,最终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机制。尤其需要进一步细化现有相关政策,增强政策针对性,调动地方和企业的“去产能”积极性,通过负面清单制度、环保倒逼机制来压缩过剩产能,推动资源、资产、资本向优势企业集中。可设法建立钢铁产能交易平台和金融支撑平台,并构建跨地区兼并重组的利益协调机制与社会风险防范机制,真正赋予钢铁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最终实现整体转型升级。  钢铁业是我国“去产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战略重地,在一系列空前的政策力度下,今年上半年,中国钢铁协会所属99家钢企实现营收1.29万亿,同比下降11.93%;但利润总额达125.87亿,同比增长4.27倍;亏损企业26家,亏损额136.9亿,同比下降22.8%。钢企经营状况普遍好转,基本扭转了全行业亏损局面。  但当前钢铁“去产能”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或风险,“去产能”还任重道远。  钢铁行业本轮下行已持续4年多,本可开始新一轮优胜劣汰,但相当一部分已亏损或接近亏损的钢企仍在维持运营。一些停产的钢企只是生产线“停下来”,而非产能或企业真正“退出去”。尤其随着经营状况触底回升,冀、晋等地原本被迫停产的部分产能纷纷复产,推动国内粗钢、生铁和钢材产量均呈上涨态势。据统计,上半年全国钢铁去产能1300多万吨,仅占年度目标4500万吨的约30%。  一些地方在“去产能”过程中过分依赖政府行政推动,甚至以政府行政式推动代替市场做决定。尤其突出的是不考虑各地资源要素条件、市场需求状况和产业竞争力水平,简单草率通过“按区域分派、按企业分解、按装备画线”的方式落实“去产能”。这种政府强行指定或分配的硬性方式既忽略了各地钢铁产业发展的实情,也难以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  钢铁行业“去产能”关系到本地区或企业的切身利益,企业一旦关停,本地区将面临巨大的资产债务和人员安置压力,再加“去产能”具体政策办法不清、认识不到位,而中央划拨的化解产能补偿资金不会超过钢铁去产能总成本的十分之一,远远达不到地方和企业心理预期,部分地区或钢铁生产企业观望情绪浓厚。随着钢价上涨,一些钢企又在寄望“东山再起”。  原本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有钢铁企业应成为“去产能”重点,但一些地区在推进“去产能”过程中,不是依据企业的经营及竞争力状况,而是划分企业性质,出现“亲国有企业、疏民营企业”、“去民营企业产能”的倾向。民企成为化解过剩产能重点。金融机构对优质民营企业降低授信甚至不给授信,对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却大量资金托盘,补贴资金,国企职工有买断退休、实行内部退养等政策支持,民企却只能依靠自身能力解决职工欠薪。  还有,“去产能”配套政策不完善、不系统,原则性太强、落实难度较大。“去产能”的环保、能耗、质量、安全和技术红线已划定,但缺失具体标准,致使地方政府在执行中捉摸不清、把握不准,难以科学地评定哪些是落后产能、哪些企业是“僵尸企业”;规模1000亿的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已设立,但使用分配、补偿金和安置费细则仍在制定之中;企业破产退出机制尚未完全理顺。由于企业破产程序复杂、费时较长、代价高昂,从诉讼立案到走完破产程序需要时间长,一些企业负责人宁可选择直接“跑路”。盘活产能退出后的腾让土地是缓解企业资金压力的有效办法,但关于土地转让、回收、开发和收益分配的政策措施仍不完善,“僵尸企业”一旦破产,银行负债将失去回收可能性,企业债权方也不愿推动“僵尸企业”破产退出。  基于这样的现状,笔者提议,当前应着力完善“去产能”的政策法规体系,实现主要依靠经济、法律手段推动钢铁行业“去产能”。推动化解钢铁行业“去产能”的制度建设,严格制定、修改、完善钢铁行业在产能利用率、污染排放标准、土地资源占用等方面的规章律法,最终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机制。通过使用负面清单制度、环保倒逼机制来压缩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以从制度层面确保钢铁行业不再有新的产能扩张。  需要进一步细化现有相关政策,增强政策针对性,调动地方和企业参与“去产能”积极性。比如多聆听地方政府、钢铁企业和在职员工的意见,夯实“去产能”共识基础,尽快出台相关配套文件,增强政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钢铁企业绩效实行开放、透明化的评估,增强公开力度,根据去产能实效确定奖补资金标准,尽量少按多因素法处理;兑付手续上更人性化、简化,将中央划拨的专项奖补资金一视同仁、公平应用于各种所有制、各个区域的去产能企业。此外,中央政府应将地方政府在去产能过程中的承诺兑现情况作为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以督促地方政府谨慎承诺,严格兑现。  在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中,可实行“两个推动”:推动钢铁行业资源、资产、资本向优势钢铁企业集中,以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整合;推动钢铁产业链上游优势企业与下游优势企业形成战略联盟,消除恶性竞争,优化供给结构,增强综合竞争实力。为此,可设法建立钢铁产能交易平台和金融支撑平台,允许各区域在确保完成去化任务的前提下,交易钢铁产能,为优势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提供通路;优化金融机构信贷结构,激励资本市场多渠道参与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并通过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不断创新,以支持兼并重组后的钢铁企业进行产品升级以及技术创新。  再有,构建“两个机制”,一个是通过扩大税收抵扣、减免税收比例等税收政策,构建钢铁企业跨地区兼并重组的利益协调机制,使不同地区税收分配比例保持比较均衡的状态。另一个是社会风险防范机制,动态掌握企业职工就业信息,制定应对规模性失业风险预案。处置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可成立钢铁行业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将国有银行债权转移给钢铁行业资产管理公司,由资产管理公司将债权转化成对重点企业股权的债转股方式;同时还可以采取打包出售、债务置换、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方式处置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  导致我国钢铁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是供给、需求不相符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应着力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不断增加钢铁产品的技术含量,以高端出口产品消化部分过剩产能。真正赋予钢铁企业市场主体地位,通过构建公平合理的法律体系与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最终实现整体转型升级。

据四川省统计局统计,2016年1-7月,全省有色金属产业企业累计生产10种有色金属30.8万吨,同比下降17.8%。其中:生产电解铝15.9万吨,同比下降28.8%。铜材4.5万吨,同比增长11.2%;铝材55.3万吨,同比增长12.1%。

亚洲大的铁矿山未来将归河北钢铁集团所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昨晚(8月1日)获悉,发改委日前下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司家营铁矿二期采选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据悉,该项目是河北钢铁集团矿业公司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的大生产规模矿山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亚洲大的铁矿山。  记者了解到,进口矿仍是中国钢企未来的主要粮食,而国际三大供应商以垄断资源已经实现了铁矿石垄断性经营,进口矿价则连续多年大幅度暴涨。这种局面下,因为原料价格急剧上升,钢铁企业利润大幅度受到挤压,不少钢企更是出现亏损。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进口铁矿石平均到岸价格为每吨160.89美元,创历史高水平,比去年同期每吨上涨47.92美元,涨幅42.41.由于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上半年我国钢铁行业进口铁矿石多支出160.17亿美元。  除了出去买矿山,矿石的自给率还是需要提高一些,这两年国内矿勘探力度的确越来越大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河北钢铁集团加快了省内铁矿石资源的开发和整合,目的在于保障供给。有钢铁行业分析人士表示。  公开资料显示,该项目铁矿石资源储量达3.52亿吨,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年采选矿石1500万吨,年产含铁66的铁精矿485.59万吨。据悉,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露天采矿系统、选矿厂、排土场、尾矿库、公辅设施等。  早在去年10月29日,河北钢铁集团矿业公司就已正式获得国土资源部签发的唐山司家营铁矿南区采矿许可证,具备了对南区17.06亿吨铁矿资源的合法开采资质。  按照河北钢铁集团此前的规划,未来几年,公司将进一步加大矿山开发建设力度,到2015年使铁精粉产能达到3000万吨,铁矿石自给率达到35~40.  不过,鲁证期货钢铁分析师张林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这种项目建设周期一般比较长,等到真的出产矿石要好多年,所以无论对中国企业还是河北钢铁集团来讲,短期内还是很难扭转当前以进口铁矿石为主的局面。  相关新闻  承压铁矿石价格国内矿商被迫谋转行  铁矿石的沉重不止压榨着国内钢企的有限利润,如今也波及到国内部分矿商的身上。  跟进口铁矿石的高位价格相比,我们更不能忍受的是现在价格波动太频繁。7月31日,来自山东一家铁矿石贸易企业高管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现在的铁矿石业务越来越难开展,目前公司已开始着手发展其他业务。  在中联钢日前举办的2011煤焦钢产业链投资研讨会上,众多参会代表中不乏国内铁矿石贸易商的身影。在这些几年前还能获益的企业当中,相当一部分已不得不考虑新的出路。  现在单纯靠经营铁矿石现货的生意已经不行了,我们公司现在已经接触焦炭业务,甚至合适时机进入期货。上述人士透露。  去年3月,运行40年之久的铁矿石年度定价模式走到尽头,取而代之的是,处于垄断地位的三大矿山提倡的季度定价、月度定价乃至更为灵活的指数定价,这一改变造成了进口矿价的频繁波动。此外,铁矿石代理制推行后,国内贸易企业也面临着转型的压力。  有进口资质的大钢厂和有进口资质的贸易公司,他们两大阵营控制着资源,一些小的贸易公司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8月1日,河北一家钢厂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  明确进口铁矿石的数量、用途、流向之后,操作空间将大大地缩小。有分析人士对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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